连接回忆的断层(二)

这一篇是看过一些关于人文主义、早期自然科学、分析法发展过程的解释之后记下来的所见所想。下笔时,不由感慨自己居于当今时代、工程学学生的身份,视角受限不浅,思维导向也真是难以动摇。因此而展现的种种顽固,也许会博明日之我一笑,不过今日之我的思维既然如此,就值得记录下来,并向读者讨教。

人文主义者的骄傲与资产阶级的美德

研究自然和它的演进,这是从人类启蒙伊始就存在的活动,这种活动在文艺复兴的年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甚至从闲时的消遣成为社会的主流。

这一活动的兴盛通常被简单地描述为:人文主义的兴起让神学在思想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让步,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种空隙。但是我所看到的情况比这更复杂。



人文主义者的骄傲?

书中有一段话,作者阐述了他对16世纪欧洲人自我地位认知的见解:

他也并没有做到现代教科书中所说的:‘科学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哥白尼把人从宇宙的中心拉开;达尔文把人降到和动物同等的地位;弗洛伊德把理性拉下宝座,代之以本能。’

关于后两句话,以后会作评论。第一句话是未经思考的轻率之语:过去的人自认为是可怜的罪人,害怕震怒的上帝会用瘟疫、饥馑和地震来惩罚他们;他们相信撒旦‘狂暴地在世界上任意游荡’,把受害者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为了求得圣人和圣物的保佑而经历千辛万苦,又是去朝圣,又是自贬自卑;处于这种状况的人有什么骄傲可言呢?人文主义者的确感受到了人的尊严,那是因为人的力量创造出了奇迹,而不是因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不管托勒密或哥白尼的理论如何,人还是在上帝之下。蒙田认为人并没有感到骄傲的理由。说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人自谓:‘我是宇宙的中心,这是多么的辉煌啊!’这完全是几世纪之后唯科学主义的杜撰。

从人自身的情感角度,我完全赞同作者的论断。如果一个骄傲的人赖以骄傲的理由破灭,那么他失魂落魄——或者歇斯底里,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反应。前者导致崩溃,后者催生报复。但是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时代的教会和基督教既没有因此没落,也没有因此报复。这些早期科学工作者给教会带来的威胁,还没有新教各宗的冲击大;教会判处这些人以刑罚,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种种发现,而是因为持神秘主义观点(异端)、相信魔法(异教)等等其实相当传统的罪名。恰恰相反的是,他们的研究经常受到天主教人士的支持(通常是在资金和政治上)。

但是从客观情况的角度,我实在不能同意“人文主义者之前的人,没有骄傲可言”这样的说法。我国的法律判处刑罚的首要依据是犯罪者的行为而不是动机,例如过失伤人者,并不能、也不应该逃脱伤人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当然,会因为没有动机而减轻一些)。同样的,看待那个时代的人有没有骄傲,更应该看重的难道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表现出下意识的傲慢吗?

基督教的信仰强调人的原罪,要求信徒谦卑,这是从信徒的主观心理来看的;然而,并不是如圣经所说,“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相反: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在一切神的故事中,神的选民永远是人,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不仅从构造上被放在人以下,还要被人的道德划分到人以下,这甚至普遍到了被忽略的地步。这不是一种骄傲吗?人的谦卑是献给神的,人的恐惧是交给魔鬼的,人的不屑是投向万物的——然而物质世界中存在的只有万物,这就非常有趣了。

因此,古代人的骄傲,不是主观上的心理感受,而是下意识的行为。人以神魔解释世界,神魔终究是人主观意识的直接拓展,那么人实则以自己为中心解释世界,并赋予世界以“意义”。这不是最大的骄傲吗?人不过是对自己的观念世界谦卑。这种谦卑在拥有一致共识的社群中会表现出来,因为这观念世界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整个社群的;然而面对相冲的观念世界时就表现出了它本质的傲慢。

大航海时代,欧洲的殖民者对其他民族的看法正如此。远征的基督徒面对同样具有“自我中心”世界观的亚洲文明,始终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而面对持泛灵论信仰的美洲和非洲土著,常常干脆视之为尚未脱离本能的动物。恰恰是“骄傲”的人文主义者(同样有许多是基督徒),为其他民族作为“人”的地位辩护,或者更进一步地研究其他文明的价值观念和对外认识。

不过,也很难说,“人文主义是推进科学的第一力量”。无论如何,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常与罗马教廷有所冲突,但新教加尔文宗和路德宗对自然科学都没有多少兴趣,加尔文宗这样的分支甚至会反对科学研究。相反的是,继承了经院哲学的研究传统和大部分已有的自然认识的天主教会却经常性地成为了研究者的支持者。

不过这种思想潮流中,确实产生了两个变化,对科学工作影响不小。其一是世俗化带来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其二是学界传播风气的兴起。



文化潮流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在世俗化的浪潮中,手工业、商业和城市迎来了兴盛,在市民中产生了之后的资产阶级。这些人的某些作风,似乎在科学工作者身上遗传了下来。书中写道:

回顾过去,可以看到商人或银行家的某些习惯对科学工作者也是有用的。对细节一丝不苟,注意小数字,要求资料精确,这些并不是贵族的特征,而是卑贱的生意人的特征。

……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沉浸在研究中的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美德的楷模。

对此我并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不过有一点有趣的推断:那个年代里,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并非商人,而是传统贵族的继承人——比如说,天才的实验物理学家卡文迪许[1]。那么如果作者所言无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习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传统的”贵族家庭。后来的科学家们中,除了贵族继承人之外,富商、律师这样市民阶层的孩子也屡见不鲜,从法国的拉瓦锡[2]到英国的牛顿,科学工作者更多地拥有商业时代才产生的出身。

另一种风潮是各种小册子的流行。在早些的时候还没有期刊这种概念,但是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印刷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各路作者能够快速、小批量地印制自己的作品,这些不那么正式的小册子成为了一种交流的时尚形式。书中提到:

在交流的最初阶段,出版当然是一种手段,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笛卡尔、波意耳等人的著作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于进入到公共讨论领域的出版物而言,成为相互批驳乃至攻讦的载体并不稀奇。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新的形式与传统的公共演讲、小型交流会相比大大增加了信息交流的带宽。甚至未必不可以说,空前便利的观点交锋地改变了知识界对交流的态度。

炼金术士都是在密室里操作,……,他是不愿意同别人分享荣耀和利益的。医生们对自己的医术也秘而不宣。……从17世纪起,科学家和几何学家开始采用相反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们从经验中认识到,伟大的真理是一点一点地发现的(培根指出了这一点),互相审查和纠正对大家都有好处。



埋藏在田园沃土中的利剑

大概希腊人的先祖实在不会想到,他们的测地术会在后来开辟了一条从未存在于世上的道路——geometry。

在大概16到18世纪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中,几何学所处的地位非常奇特。按照今人的理念,几何是不过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轮不到它来挥动引领数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红旗。但在那个年代,事实就是如此。在高中数学和物理教材中分别提到,代数学和力学的公理化过程都是参照几何学的公理化体系进行的。并且那个年代的分析学也带有非常浓厚的几何味道。

比如说,从数学上推导开普勒第二定律(面积定律)这件工作,我过去一直误以为牛顿是用微积分完成,直到大学的物理老师讲到这段历史,才知道他用的是几何推导而不是自己发明的流数术(微积分)。高数(也许是线代)老师也讲到过,牛顿和莱布尼茨年代的微积分和今天的有很大不同,论证中含有更多几何的成分,而不像今天这样代数化。

几何在早年能够成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唯一可靠的部分”(这个形容不是我说的),是因为它的思维方式是独创的:首先从实物中抽象出概念,再以一组假定的概念作为出发点,将一切几何问题都归结到用直接用这些概念作出判断。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以说明几何的抽象特征:

三角形的木框子并不被看成一个三角形;……教科书上印的三角形图形也不是几何三角形;它只是提示了三角形的定义和从中可以推理出来的特征。

而数学和自然科学处理问题的分析法(analysis),

分析是抽象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每个研究对象都视作一座钟,由不同的部件组成,它们与其他同类的部件别无二致。拿上述的例子来说,所有的犯罪、所有的离婚、所有的居民和所有的肺癌都是相同的单位。

再看看帕斯卡对人思维的划分是“几何思维”[3]和“本能思维”[4],以及作者对此的解释:

帕斯卡所谓的几何,指的是研究科学或数学中精确定义和抽象概念时的思维方式,而所谓本能,指的是考虑没有确切定义的思想和概念时的思维方式。

就让我感到,几何的特殊地位,根本上来说在于它是分析的起源。

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是仔细认真地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把它分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分别处理各个部分,这比一下子处理整个问题要容易得多。最后,再把各部分重新组合起来,并且要保证不遗漏其中任何一部分。

……

简而言之,这种方法是分析(analysis),这是个希腊词,意思是‘拆散’。它是科学的理想方法,不仅因为它是标准化的,而且也是因为它认定任何一个研究对象都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是一种机制。

几何本身的起源也是生活化的,geometry是个源自希腊语的词,本意是“测地术”,几何就是测量大地的学科。但是从田园的沃土中,人们发掘出了这把完全不同的利剑。

一直到16世纪,自然科学(自然哲学)都不否认自然本身是有意义的,并且都接受一些赋予自然的意义:

16世纪的哲学家,不管是传统派还是激进派,脑子里都装满了从古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人文主义者都熟读普林尼那部观察与幻想混淆在一起的大作《自然史》。

然而分析法之于自然科学,不仅是从几何学中引进了一种思维,更引入了这种思维的根基,也就是抽象的概念。

科学如果要从以往的研究中升华出来,必须弄懂并且完全接受一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物体是纯物质的东西,没有任何特征,这样才可以量化。

为了将物质世界中的对象抽象成观念世界中的概念,必然抹去赋予物质的意义——一个兼做炼金术士的化学家,无论他怎么认为金是神圣的而铁是低贱的,只要他采纳原子论来研究这两种元素,就把这两种东西放在了同样高的平台上,从而在事实上抹去了他自己主观赋予它的意义。他当然可以加以说明,这两种原子也是高低有别的、是有贵贱的。可如果他进一步地拆分和抽象他的研究对象,看向更加普遍的质子、中子和电子,就又破坏了自己的说明。

可见应用分析法的过程也会是排除物质自身意义的过程,随着这种过程的推进,

早期的一些概念不够几何化,过于诗情画意。它们清楚地但是象征性地反映了宇宙,也就是说充满了含义;而纯物质的东西是没有含义的,它就是它。

这样的想法就会自然地产生。于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挥起这把埋藏在田园沃土中的利剑,斩断了自己连在“温情脉脉的意义”上的脐带,发出了宣言:

自然本身没有审慎、没有做作,也没有智慧。我们以为它有这些特点是因为我们根据自己特有的能力和思维方式去对自然中天赐的东西进行判断。[5]

……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家依赖于目的原理,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最终的目的和意义。与其相反的假设产生的才是科学的真理,没有向着目标的推进,只有无目的的运动。



后记

提及分析法和自然科学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赞美的意味。这应该就是所学知识和所在视角的影响了。倒不是要自我否定,但科学本来不是万能,对它的赞美却有让我有“下意识地把分析法当作锤子,把任何事物当作钉子”的危险,值得警惕。下一篇想要梳理的就是关于科学式的思维、理性主义和“本能思维”的问题。




参考和注释

[1]以测量万有引力常量的扭秤实验而著称,一生孤僻低调,许多成果死后才被发现。他所在的卡文迪许家族有德文郡公爵的世袭爵位。

[2]成功地分解了不少原先认为的“基本物质”,发现了数种元素单质的存在,被誉为现代化学之父。

[3]帕斯卡对此的描述是:“一种是严格的、固定的”。

[4]帕斯卡对此的描述是:“而另一种是有弹性的”。

[5]原书引述自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见维基百科页面百度百科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