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回忆的断层(一)

这一系列文字,主要是在读巴尔赞所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时随意摘抄的片段和自己的胡思乱想。我并不曾下很大功夫去了解历史,所以难免常有断章取义之嫌,不过既然无意作严肃的论述,也就信口开河,望读者海涵。另外,这些随笔的编号纯粹是出于习惯,并不对应原书的顺序。

之所以起名叫做“连接回忆的断层”,是因为主要关注在西方从古典时代到工业时代之间,历史课本中那段黑暗的中世纪。

还记得有这样一段材料:

“在细胞学说创立后的100年间,人们对细胞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简单观察和形态描述的水平,细胞在生物学家的眼中多多少少还像一团胶状物,里面杂乱地散布着一些含混不清的东西。”

——高中生物教材《分子与细胞》

无知的我回忆中的西方历史,就有如此的无知之幕笼罩在中世纪的那一段上。似乎自希腊的光荣和罗马的宏伟之后,欧洲就变得多多少少像一团胶状物,在说不清多久的中世纪里,杂乱地散布着一些含混不清的东西。而后一些光辉灿烂的名字诞生,欧洲好像点了一个礼花,“砰——”,就有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繁荣。

我想挽救一下自己的无知,看历史一步步走来的样子,而不是只有模糊的远景和眼前的幕布。我尝试连接的是自己回忆的断层,各位面对我的无知,尽管一笑便是。

一 野蛮人与乌托邦

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期间,全球化的进程和随之而来的世俗化乃至资本主义,给社会习俗和道德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此时出现了批评社会道德(甚至是社会道德理想)的言论。这种思潮孕育了两个新的关注点,其一是道德与野蛮(高尚的野蛮人),其二是理想社会(乌托邦)。



高尚的野蛮人

今天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兴起了人权、产权、无罪推定等等现代法律的基本思想;社会上强调了(交易)公平、(人格)平等,是那个时代观念上最先进的一支文明。但是当时的欧洲却反过来产生了“高尚的野蛮人”这样一种概念。

我想告诉柏拉图:“这儿有个国家,它没有贸易、文字、数学,没有行政官和政治家的称呼;它不需要奴隶,没有财富或贫穷,没有契约,没有继承权;它的人民没有职业,整日闲散,只有对父母的尊敬;它没有衣服、农业、金属,也用不着酒和麦子;它从未听说过伪装、背叛、欺骗、贪婪、嫉妒、诋毁或宽恕。柏拉图会发现他所想想的那个共和国离这个完美的境界差得有多远!”

——蒙田[1]《论食人族》

这种社会“没有衣服、农业、金属”,无所谓生产;也“不需要奴隶,没有财富或贫穷”,不存在产权(对物的占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社会的认识是原始的,并不意识到道德之外的任何关系,连道德本身都以习惯的形式(即先验的、无逻辑的形式)而存在着。

作者对这个概念的总结是:

野蛮人无所畏惧,在未受破坏的环境中健康地活着,他虔诚、自发地信仰自然这个神。他对敌人也许是残酷的,但他与朋友和敌人的关系都是一种道德的关系。由于没有国土、宫廷、教皇或教会,所以他不需要借鉴卡斯蒂廖的书,自然就做到举止无可挑剔。

如果一个人对社会道德有单一且强烈的期望,那么他完全有理由欣赏“野蛮人”的生活形态:这里的道德是不依赖威权而完全统一的,是所有人生活的唯一指导,任何成文法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从最直接的角度来看,这可以算是一种复古风潮,期待剧变的社会道德风尚恢复到原始、简单的状态来消除复杂的道德冲突。

例如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相当程度上对当时“礼崩乐坏”局面的解决期望是恢复周礼。16世纪的欧洲和春秋时期的中国应该是有相似之处的,加尔文宗、路德宗这样耳熟能详的挑战力量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天主教会主导的秩序,就好像春秋时期新兴的家族和阶级挑战传统的分封贵族(奴隶主)和分封秩序。

对于16世纪的人来说,认识观念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原教旨式地信奉圣经无误也好,经院哲学的各种解释流派也罢,要么是天主教会公众宣传的一部分,要么是教会人员研究的一部分。那么新教改革的冲击,就不局限于“你认为教堂的讲台必须放在中间,我觉得放在左边也没问题”的仪式之争,而是一场关于行为准则、人生观念、意识信仰的论战,以至于“异端”这个词(这跟“异教徒”的意思完全不同,是同一宗教不同流派互相的攻击)在基督教世界被前所未有地发扬光大。

事后诸葛亮地看,春秋战国的剧变中,更替式的变化非常明显。公田、分封这样的传统正在被私田、郡县这样的新形式取代,分封贵族面临着被官僚群体夺去权力的挑战。类似的,欧洲也有世俗政府尝试从教会手中收回权力的过程。就像百家争鸣一样,随之而来的是思想领域的多元化,加尔文宗与路德宗都是新教的一部分,但彼此也是对手;其他的思想流派也纷纷涌现,比如泛灵论、自然神论乃至于无神论都是理念王冠的角逐者。

诚然在更早的年代里同样存在各式各样的思想,但这个年代里它们的阵地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达到了不能压制和消灭的地步。欧洲人面临思想“支柱”倒塌的变故——文化相对连通的欧洲,失去了“绝大多数人遵循的”思想标准。人和人之间的思想背离第一次如此严重,发生冲突时完全无法诉诸权威来解决。这也意味着,客观标准从观念领域退却了。

我上面的这些想法,大概主要来自记忆中的两段话,虽然它们所描述的可能不(只)是16或者17世纪,它们所描述的现象在这段时间也还没有成为主流,但是我认为用在这里是合适的。

“那么很显然,价值的多元化就成为无可避免的结局,我们没有一个客观和中立的判断标准来评定不同价值观念的高下,人们对于什么是理想的人生等价值问题无法依据理性判断来达成共识,所以价值的来源只能由人类主观判断赋予,价值成为个人或集体主观的决定与创造。这就是所谓的价值主观主义。因此也就失去了绝对性、客观性和公共性,成为相对的、主观的和多元的。”

——马克思·韦伯[2]

“在这些极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彼此谈得越多,我们也就越分歧。……有时候思考得越多,我们连自己也会变得三心两意,而无法作出判断。”

——美国当代哲学家查尔斯·拉莫尔[3]

这样一来,赞扬“高尚的野蛮人”,渴望的是回到人与人之间的观念不存在冲突的时代,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价值分歧都可以作出一致评判的时代——求同存异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例如:对生命和自由的尊重可以是某种共识,但是不同的理念对生命、自由和尊重本身的解释可能是冲突的。

这渴望与乌托邦的理想十分相似,我妄言一句,许多早期乌托邦设想简直就是为了实现这种渴望而作的规划。



乌托邦与理想国

在文艺复兴时期,三篇明确描写乌托邦的名著分别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托马索·康帕内拉(《太阳城》)和弗兰西斯·培根(《新大西岛》)所著。他们三人中,先驱者莫尔与另外两位之间相差100年。

早期的乌托邦设想,大致都有这些特征:

  • 居民拥有共同财产(至少不存在贫穷和斗争)
  • 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对其他宗教持开明态度
  • 认为婚姻的意义除了包含个人的部分,还包含社会或国家的部分,并且相当程度上认同优生学
  • 法律是宽松和简单的:人们自己申诉,没有律师;处理犯罪时首先批评教导
  • 奇怪地保留了奴隶制度,但是奴隶的子女自动成为自由公民

作者提到,像奴隶制这样废除已久的制度奇怪地出现在此时的乌托邦作品中,可见这几部作品都受到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我不曾读过这几本书,对书中的社会了解并不细致。但是从其他几个特征来看,这些乌托邦是一个拥有共同财产、近乎没有政府和统治机关的集体,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有极大的不同之处。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与人有别的,需要由一部分人领导(统治)另一部分人,并且绝对不是民主制的,更不会去追求共同财产。

相反,《圣经》中却包含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书中写道:

“是否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共产也意味着共妻呢?康帕内拉提出了早期教会中圣克莱门特(St. Clement)和德尔图良之间的争论[4],前者说共产也包括共妻,而后者说‘除了妻子之外,其他一切共有。’”

“共产与共妻”这个问题是柏拉图所提出来的(但并不属于他的理想国设想),对它的讨论却在圣经中出现。另外,基督教不像犹太教那样有律法的传统,而倡导道德约束,以减少立法为社会发展的理想之一。

所以说16世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设想不应该算是理想国的延续,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精密严格的组织,那么这些乌托邦更像是田园式的散漫生活。可是在这样一个散漫的社会中,全体人民却能自愿服从合理的要求,作者也对此提出了质疑:

“固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无须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少数人也不用为财富和荣誉而竞争的话,那么,社会的和睦和友善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作者们也着意表明功绩会得到承认,各行各业都有荣誉和奖励。所以,人们吃饱了,又得到承认了,也就心满意足地效忠政府了。但奇怪的是,乌托邦的公民之间不存在邻里纠纷、家庭不和、种族仇恨等一些涉及个人好恶的琐碎事情。”

并且,当作者提到其他描述理想社会的作品时,说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他们叙述航船怎样偏离了航线,到达了一个偏僻的岛屿,当地的居民对外来的船员先是警戒小心,然后变为友善。乌托邦一定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样才能解释它为什么长期未被发现、未曾被外部世界的恶习所侵蚀——这却在无意中暗示一个好的共和国是多么脆弱。”

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习惯和自觉是否能提供足够的约束力?

另外,从非政治的角度来看,外部世界的发展是扩张式的,那么能够维持偏僻的岛屿只能蜷缩在狭小的范围中。无论如何,狭窄的地域和自我封闭的管理方式是无法长期提供富裕的生活的,自然并没有给人类提供完美的伊甸园。那么这样的乌托邦社会难道是贫而均的社会吗?

这些我看到、想到的,让我觉得16世纪的乌托邦与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相去甚远,且自身的构建也有所矛盾。那乌托邦更像一种原始主义的理想,在多元化时代之初,道德上希望重返单一的时代。这与这个时代思想的动荡不安,乃至确实存在的一些道德败坏相关。这种局面带来变革的同时必然带来巨大的焦虑和压力——精神上一致的社群解体了,人从群体的人真的变成了个体的人,本能的归属感消失了。



参考和注释

[1]维基百科:米歇尔·德·蒙田(备用:百度百科:米歇尔·德·蒙田

[2]维基百科:马克思·韦伯(备用:百度百科:马克思·韦伯

[3]查尔斯·拉莫尔:美国当代哲学家,布朗大学哲学教授,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上有卓越的学术成就,著有《现代性的教训》《道德的自律》《理性与主体性》等。(介绍引自超星学习通平台,华东师范大学刘擎老师的课程《纷争的年代: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或见Wikipedia: Charles Larmore

[4]很可惜我只能查到圣克莱门特本人的一点资料,没能找到这段争论的原文,阅读过原文的读者还请不吝赐教,通过邮箱联系我。